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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柔的背叛吻戏你祭拜的认定的祖先黄帝不是汉人,也不说汉语-满族文化网

你祭拜的认定的祖先黄帝不是汉人,也不说汉语-满族文化网

编者注: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部38万字、名为《血色曙光:华夏文明与汉字的起源》的著作,该书从蒙语和古代汉语的比较入手,结合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对华夏文明的诞生提出了全新的解释。这本见解惊人、饱含厚重文化、论证具有冲击性、重新揭示了华夏文明起源的著作。作者徐江伟为汉族,故其观点不代表本平台观点。我们转载,供大家学习与讨论。
作者:徐江伟来源徐江伟博客代序当有人告诉你:你祭拜的黄帝不是汉民族,也不说汉语,而是五千年前的成吉思汗。当有人告诉你:夏商周秦的创建者们都不说汉语;汉民族是奴隶出身,为奴的历史超过五千年医师传,他们原本不在黄土高原上。当有人告诉你:汉字起源于阿尔泰语,甲骨文原本是多音节读音。古汉语是一种洋泾滨式的阿尔泰语。蚩尤是金发碧眼的印欧人种,他可能是三星堆文明的主人。三皇五帝这个儒学描绘的农耕黄金时代全是虚妄。“伏羲”是“兀颜”的异写;“颛顼”的真名是“蠕蠕”;帝喾之父“娇极”是“女直”的异写;“神农”的真名是“赤那”(阿尔泰语“狼”的读音);“黄帝”的真名是“猃狁”;周文王是鲜卑族首领,三千多年前的“满柱汗”;夏后即是“回鹘”;大禹原名“药逻”。他们都是和匈奴、成吉思汗、努尔哈赤一样的残暴和掠夺成性,并且是后者们的血缘祖先。华夏五千年历史中,真正由汉民族建立的王朝只有汉、宋、明。其他王朝都是由阿尔泰游牧民族建立的。而儒学、礼制的本质,是游牧民族的核心精神——血缘等级意识,它生来就是针对汉族耕奴的奴役体制。……你可能因此震撼、不解甚至愤怒。但你看完一本书后,也可能会认同这些观点。这是一本触目惊心、完全颠覆你的华夏文明史观的著作,但仔细阅读后,在感叹作者思考的无所羁绊、下笔的雄略大胆之外,又会发现其披沙拣金、抽丝剥茧般的认真和细致。这是一部基础性的、开创性的、但并不怎么规范的学术著作,相信每一个认真读完它的朋友,都能够得到一种对华夏文明前所未有的启发和思考。这是一本“狂暴而美丽”的书,因为它试图还原并构勒一个真实的、大多数国人陌生的、狂暴而美丽的华夏文明史。这,就是《血色曙光:华夏文明与汉字的起源》。默雷2010年5月7日 1蝴蝶效应在描述华夏文明如何萌发之前,让我们首先上溯九百年,去考察“一只小小蝴蝶翅膀的扇动”:蒙古高原,时在十二世纪初年,斡难河畔(即今鄂嫩河,黑龙江上游一支流名),一个名叫也速该的蒙古人正躲藏在草原上的灌木丛中捕猎。忽然他发现一个蔑尔乞人骑马从远处而来,身后一辆勒勒车上坐着他的新娘。新娘娶自翁吉剌部,名叫额仑。也速该一眼就看出,这个新娘长得很美!人性中那个巨大的冲动已不可抑止,他飞奔回他家族的扎营之地,叫来两个兄弟米田贺,跃马提刀而去,他虽然已有一个妻子,但他要把那个新娘抢来据为己有。当新郎发现三个如虎似狼的人包抄上来时,要想保住自己的女人已经来不及了。额仑见此情景,急忙催夫婿赶快逃命:“你看到他们的面色了吗?他们要害你性命!你只要保住性命,何愁娶不到好女子?不要为我丢了性命,今后你娶到好女子后,把她改成我的名字,就算没有忘记我了,快逃啊!”新郎无奈地丢下勒勒车飞马逃走。也速该三人挥刀紧追不舍,不知越过了多少道山,也没有追上。三人回马来到战利品前,见新娘果然飘亮,自然为今天的围猎成果高兴。也速该的弟弟对哭泣的新娘说:“想抱你的人不知逃过多少道山岭了,不知越过多少重溪流了,你再也找不到他,他再也不会回来见你了,哭有什么用呢?”额仑慢慢止住哭泣,她顺命了,也速该成了她的夫婿玛尚祛痘。这就是《蒙古秘史》描写的成吉思汗父亲和母亲的故事。现代心理学指出,人的需要具有五个层次。首先是生理需要,其次是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弗洛伊德潜意识理论描述道,性意识是人类潜意识里的核心成份,性冲动常常是人类行为的深层动因。这种掠夺女性的行为存在已经无比久远了,与远古人类生存繁衍的历史环境有关,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为避免近亲繁殖,保证繁衍质量,这种行为早已经变成了习俗,也速该的行为并不特别,风俗习惯的表现而已。也速该和额仑的情景,在蒙古高原上无数次发生过,那是无比漫长的人类历史上“一只小小蝴蝶翅膀”一刹那的扇动而已。蝴蝶效应是气象学家首先描述出出来的一种自然现象:在亚马逊河热带雨林中,一只小小的蝴蝶翅膀不经意间的扇动,引起了周围空气的振动,这种极为微小的振动可以引发一连串的空气波动,能量在连锁传递中不断增强,最后竟在北半球的百慕大洋面中形成旋转气流,继而发展成为飓风,飓风随着地球自转的牵引向北移去,后果十分惊人:佛罗里达低地沼泽完全浸泡在海水之中,路易安娜州无数的屋顶被掀翻抛向空中……当我们考察十三世纪世界历史上的蒙古风暴的时候,其成因最终指向斡难河畔那一次小小蝴蝶翅膀的扇动——也速该的抢亲成功,有了成吉思汗(铁木真)的降生。由于抢亲,也速该家族从此与蔑尔乞人结仇,被抢的人正是蔑尔乞部首领之弟,而蔑尔乞部是“蒙古七十二种”之一,蒙古高原上的一大强族。于是有了日后蔑尔乞人的报复:他们突袭铁木真营地,抢走铁木真新婚妻子孛儿帖。恩仇必报,以牙还牙是游牧民族的古老习俗和坚定信念,是草原民族的行为规则。孛儿帖和额仑一样都来自翁吉剌部,她们似乎将会有同样的命运。蔑尔乞人不但抢走孛儿帖还穷追不舍,他们要铲除铁木真,但铁木真侥幸逃进了不尔罕山(肯特山的一部分)。蔑尔乞人围困多日,断定铁木真已经死在山上的某个岩缝里了,于是撤离而去。不尔罕山给了铁木真以藏身之所,他嚼草根吃野果,从小练就的求生能力使他活着从不尔罕山走出来。铁木真解下腰带,跪倒在山下,他把手掌抚在胸前,对着山峰说道:“不尔罕山啊,你用密密的枝叶隐藏了我渺小的身躯。在你看来我就象跳蚤一样细小,高贵的不尔罕山啊,你使我逃过了仇敌的追杀,你的恩德如天!我要永远祭拜你,让我的子孙世世代代祭拜你!”于是不尔罕山成为蒙古人心中的圣地。成吉思汗铁木真认定此山是自己的福地,山上的神灵会保佑他和他的子孙们,于是他有了死后葬于此地遗愿,于是蒙古帝国的斡尔朵(首都,蒙古语本义是可汗的帐篷)就选址在山边。从此不尔罕山周围不许放牧、不许砍伐、不许测量和探矿。即使在苏联时期,作为主人的俄罗斯人也不敢去违反这一禁令。为夺回妻子孛儿帖,铁木真向义父王罕和义兄札木合求助。王罕念及过去与也速该的情谊,札木合念及与铁木真儿时结拜“安答”(兄弟)的誓言,答应了铁木真的请求。王罕是蒙古客列亦部汗王,札木合是蒙古泰亦赤部首领,蔑尔乞人也是他们称霸蒙古高原的共同敌手。铁木真的霸业就是从谋划夺妻开始的,夺妻之举促成了他的崛起。夺妻之前铁木真走过备受欺侮、死里逃生、困顿艰难的青少年时期,夺妻之举拉开了铁木真统一蒙古征服世界的序幕。他们兵分三路包抄蔑尔乞人营地,经过激战,蔑尔乞人被击溃,铁木真夺回孛儿帖,王罕和扎木合则掳掠到许多财物和畜口。此役之后铁木真身边聚集起愈来愈的多人,草原领袖的魅力开始显现,不过数年他就被推举为自己部族(乞颜部)的可汗,从此登上蒙古高原政治舞台。在推举铁木真为汗的“库里台”(贵族大会)上,拥戴者们对自己的新汗王充满了期盼,《蒙古秘史》以史诗般的语言深情颂唱道:“我们要掳来美女,献给可汗我们要征服外族百姓夺取他们的战马和妇女我们要为你围猎把野兽驱赶到你的面前,供你射杀把鹿儿追逐得精疲力竭让它倒在你的脚下气绝而亡……”游牧民族的信念明白无误,千万年以来他们就是这样想这样做的,他们唱出来的是人类历史上无比悠久的主旋律,这个主旋律在华夏文明萌发之前已经在蒙古高原及其黄土高原上回响了千万年。公元1217年,成吉思汗命大将速不台追剿蔑尔乞人残部,他们的新首领已逃至南俄草原。成吉思汗这样说:“彼等惨败之后,已是带套之野马,中箭之伤鹿。如彼等变为禽鸟飞上天,汝即变苍鹰上天捕之。如彼等已拟旱獭钻入地之下,汝即像锹凿将彼等全部挖出。我早已恨之入骨矣。彼尝逼我逃入不尔罕山,阻绝路口,意欲生擒,彼时我尚年幼,心中甚惧……当今之日,我誓擒彼等,纵需数年数月之久,也要穷追不止!”这就是成吉思汗蒙古人进入欧洲的起因和开始,铁木真青少年时期心灵深处烙下了对蔑尔乞人的仇恨,日后成了欧洲灾难的引子。当蔑尔乞人在西方被完全征服之后,欧洲便暴露在蒙古利箭的射程之内了,“上帝之鞭”将再次舞动起来。由此我们看到了斡难河畔那只小小蝴蝶翅膀的扇动,如何最终引起了13世纪世界历史上的蒙古飓风,飓风又一次改变了世界民族的分布格局。历史可能是一串偶然细微事件的演进,就是说波澜壮阔的人类历史,幽深浩渺的人类文明进程,仍然存在追根穷源的可能性。历史并不神秘,历史基于人性、源于人情,这正是历史研究者应该秉持的信念。蔑尔乞是一个古老的族名,《史记·夏本纪》中就出现了,但写作“密竹”。“蔑尔乞”是其蒙古语读音,蒙古语卷舌音特别重,蒙古语中族名发音总会在中间多出一个“儿”(尔)音,密竹就读作“密儿竹”(蔑尔乞),不过是选用了不同汉字来注音这个族名而已,因此不可从汉字的本义上去理解。2黄土·黄河华夏文明萌发之前,中原的地理环境怎样?如果上溯一万年中原的地形地貌有什么变化?中原的地理环境和地形地貌已经有了难以想象的巨大改变!为了清晰地描述近万年来的地理演变,需要上溯250万年,回到青藏高原抬升之前的地质时期。抬升之前的青藏高原是有海有陆的热带地区,海是浅海,陆上遍布喀斯特地形,大约就象今天的广西桂林,气候温暖湿润。由于地壳的板块运动,印度板块与亚欧板块碰撞,印度板块插入亚洲大陆板块之下,把青藏高原地块托顶起来,并越抬越高。喜马拉雅山脉是其外缘,隆起程度最大,向东北延伸则呈递减状态。青藏高原为第一台阶,黄土高原、蒙古高原是第二台阶。第一台阶与第二台阶之间落差很大。青藏高原上残留着大量喀斯特地貌和众多高盐度咸水湖泊,就是过去地貌的遗迹,很难想象那里曾是风景优美的热带地区。蒙古高原其实是黄土高原的延伸,从地理环境上看两者是浑然一体的自然延伸,其间没有截然分界线。青藏高原如此之高,阻挡了从印度洋吹来的暖湿气流,成为海洋气流难以逾越的屏障。中国的西北部地区因此越来越干旱,那里曾是远古地中海在亚洲的延伸部分,地中海残留下来的浅水湖泊也终于干涸,大面积的沙漠戈壁遍布了这一地区。青藏高原正好耸立在北半球的西风带上,西北风随着高原的抬升变得越发强烈,干寒强劲的西北风常年不断地从西伯里亚方向吹来,沿青藏高原北缘向东流去,这种气流成为沙尘的搬运工。黄土高原表面的黄土由沙尘堆积出来。中国西北广大范围之内,由于气候干燥,温差又大,地表岩石在结冰和暴晒中热胀冷缩,岩石表面不断剥落,成为细沙粉尘,被强劲的西北风吹起,随风而去,飘落在黄土高原上,上百万年的堆积,终于在高原上堆积出厚厚的黄土层。“黄土高原风成说”已被大多数科学家采信。黄土高原现归属于青、甘、宁、内蒙、陕、晋、豫七省区,华夏文明指称的“中原”,大部份是黄土高原。黄土高原土质疏松细软,适宜草木生长,科学研究已经证明,上古时代黄土高原是森林草原地貌。中国科学院1955年《黄河中游水土保持考察队考察报告》指出:“从残存的原生植被来看,可以肯定,本区在农耕以前,原始植被是属于森林和森林草原。”华夏文明指称的黄土高原约有30万平方公里,现在的情形是千沟万壑,支离破碎,干旱贫瘠,但今天的情形是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的结果。华夏文明萌发之时情况不会是这样的。黄土高原远古自然环境最适合游牧民族生存,最早出现在那里的人类便是阿尔泰游牧民族。这些游牧民族的生存状态,正是本书将要着重描述的对象。考察华夏文明必涉及黄河,华夏文明的形成与黄河如此紧密地联起,就象尼罗河与古埃及文明一样难分难解,华夏文明折射着黄河的个性。从空间上看,黄河是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雪山下起程,从涓涓雪水发展成汪洋大河。从时间上看,黄河从远古时代断断续续的内陆河发展成奔腾入海之河。在黄河尚未形成之前的地质时期,黄河穿行在湖泊和盆地之间,并不连续,后来地壳变动,那里的高原湖泊形成向东泻泄的态势,于是黄河逐渐贯通起来,逐渐形成一条入海大河,时间不到一万年。黄河竟这样年轻!上面是一张示意图,如果南极冰山因气候变暖融化,导致海平面上升,中国沿海淹没的领土,其时中国的海岸线将出现重大改变。一万年前中国的海岸线可能就是这个样子:那时候黄海海岸线在太行山脉东侧,华北平原还不存在,黄淮平原还在海底。这些大平原是黄河一万年内沉积造陆的结果,只有少部份由长江沉积造陆而成。一万年前山东半岛还是海中孤岛,直到《夏本纪》,那里的人还被称作“岛夷”。这片土地竟如此年轻!黄河竟有如此惊人的填海造陆能力。黄河穿行在上游河段的高山峡谷中时,因河床是岩石构造,坚硬稳定,被冲刷下来的泥沙不多,河水也比较清。大量黄土是在中游阶段进入黄河,河水变得越来越浑浊。黄河中游处在松软的黄土高原上,长达3000多公里,占到黄河总长的55%,有76条支流在中游汇入黄河,冲刷下来的黄土终于使黄河越来越黄,一半是水,一半是泥。黄河首先在宁夏谷地堆积出第一大平原,就是宁夏黄泛平原。之后北上进入原为湖泊的鄂尔多斯盆地,在盆地边缘成形成一个马蹄形大转弯,故称河套,遇太行山阻挡后黄河又沿山脉走向南下,并与黄河第一大支流渭河汇合后共同沉积出第二大平原渭河平原。渭河平原原是一个嵌入大陆的长条形海湾,海湾很快被黄土填平。由于伏牛山挡住了黄河向南的路红寡妇,她于是急转东去,黄河的中游结束,进入下游那原本是大海的大平原。黄河中游结束时,河水含泥量已如此之大,黄河水不是在流,而是像泥浆一般沉沉地通体向前推涌,平原地带流速减缓,泥沙会快速沉淀,于是黄河有了惊人的造陆能力。黄河所造之陆不断向东推进,直到被泰山挡住,只能绕行侧畔而过。历史上黄河或南下或北上,在泰山南北两侧摆动不停。南下堆积出徐淮平原,北上堆积出华北平原。随着黄土高原生态的日益恶化,造陆速度不断加快,现在平均每年向海洋中延伸2公里。黄土高原由游牧向农耕转化的过程,这正是华夏文明孕育发展的过程,也是自然环境不断恶化的过程。原始植被没有被农耕严重破坏之前,黄河之水相对清些。《诗经·魏风·伐檀》:“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河”就是指黄河。直到五世纪北魏时期,太行山上还到处是大面积原始森林。今天站在太行山上,满眼是乱石丛生,人们已经无法想象这里曾是森林覆盖的地方。黄土高原土质疏松,便于开垦,使用木犁木锄也能耕种,但垦殖后黄土裸露,涵养水源功能下降,原有的湖泊开始干涸。于是干旱越来越严重,并形成恶性循环。据史料记载,先秦时代黄土高原上的旱灾约144年一次,元代34年一次,明、清5年一次,到了民国则已是十年九旱。海退陆成之初,平原上遍布泻湖、沼泽和湿地。据郦道元《水经注》记载,南北朝时华北平原上还有130个湖泊,但今天只剩一个东平湖了。宋代山东南部还有“八百里梁山水泊”,如今已荡然无存。刚刚从海底冒出来的土地盐碱度很高,道路泥泞难行,不适合农耕。最先长出来的是耐碱性强的野草,树木在很长时间里不会出现。这些新土地需要通过千年的雨水冲淋才会逐渐退去盐碱,适宜农耕。最先来到这些新土地上的人必然是游牧民族,游牧民族注定是这些新土地最早的主人。《魏书》记载他们的鲜卑拓跋祖先名叫“推寅”,他带领部众南迁,曰:“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如。”就是游牧民族进入黄河沉积平原的影子。黄河就这样为中华民族注定了“命”和“运”,游牧文明注定成为华夏文明的底色,游牧文化注定成为华夏文化的内核!3阿尔泰游牧民族原始人类从非洲出来后进入亚欧大陆,有一支向亚洲东部发展,逐渐演化成蒙古人种的祖先,黄皮肤、黑头发。人种特征的出现,可能与自然环境有关,也可能有近亲繁殖的原因。人类早期,刚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时候,人口数量少,近亲繁殖可能是难以逾越的阶段。后来,这些蒙古人种祖先又分为两支从不同路线向亚洲东部进发。一支沿青藏高原北缘来到亚洲大陆的东北部,一支沿青藏高原南缘,来到亚洲大陆东南部。走向北部的蒙古人种是阿尔泰语游牧民族的祖先,走向南部蒙古人种是说单音节语言的农耕汉民族祖先。这两支蒙古人种分开发展已经非常久远了,可能那时还是人类发展之初,因为他们说两种完全不同、没有任何亲缘关系的语言,他们分别之时可能是在人类刚刚开始说话的时候。走向亚洲北部的蒙古人种适应了亚洲北部森林草原的自然环境,他们为自己选择的生存方式是狩猎和游牧,我们称之为游牧民族。他们活动范围最为广阔,因为追逐猎物和放牧畜口会把人类播散至广大范围。人类早就遍布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应该主要是人类游牧的结果。亚洲北部的游牧民族说多音节语言,这种语言带有卷舌音,被称为阿尔泰语。因为他们的语言中“金”都读作“阿尔泰”,故有此称谓。历史上他们自称姓“金”,以此称呼也就恰如其分了。阿尔泰游牧民族的活动范围如此广大,从波罗的海到日本海,从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到黄河流域都是他们活动的范围。今天阿尔泰语有三个分支,一是突厥,二是满洲,三是蒙古,三个分支就是三大民族。突厥,土耳其turk其实是同名异写。突厥人分布在中亚广大范围内,他们是一个支系庞大的古老民族。中亚的突厥人与印欧人种民族交流接触多,由于民族融合,今天的土耳其人外貌上呈现印欧人种特点,但远古时候,更多地呈现蒙古人种特点,特别是活动于黄土高原上的时候,他们应该是纯粹的蒙古人种。狼是古代突厥的图腾,他们认为自己的祖先由狼生养,他们是狼种,《隋书·突厥传》记载了突厥祖先的故事:“突厥之先,姓阿史那氏,与狼交,狼有孕焉,狼生十男,其中一姓阿史那氏,最贤,遂为君长,故建狼头纛”。狼是一种社会性动物,狼群里面等级森严,整个狼群行动与头狼保持一致。突厥先民崇拜狼,反映突厥在远古时代是一个具有狼性,极具攻击性的游牧民族。中国历史上的“犬戎”就是指古代突厥部族。古代突厥人在旗帜上画一个狼头戚少商,故称“犬戎”,这个称呼在五帝时代就出现了。“犬”不是狗,“犬”本义就是狼。“犬”是个象形字,这个汉字今天的读音就是从“赤那”缩音而来(“赤那”快读即成犬)。“犬”这个象形字刚造出来时,应读作“赤那”二个音节。突厥先民的另一个特征是崇拜火,认为火能通天与神,他们还有火葬习俗。满洲原来叫做“女直”,读作juzhi,也称为“诸申”,史书又写作“女真”。但满洲人从来不自称女真,只称“女直”。“主儿扯”是蒙古语“女直”的读法,蒙古语发音总会在中间多一个卷舌音“儿”,而满洲语发音那个“儿”音微弱得难以分辨,这是两种语言在发音上的差异,故满洲语“阿尔泰”读作“按出”(《金史》都记作按出),“土耳其”就读作“突厥”。“满洲”是皇太极改民族旧称女直,重新命名后的称呼。女直先民的图腾是鸟,他们关于祖先的源出故事有多种版本,有吞鸟卵而生,或拾到大鸟卵带回家中,婴儿从卵中破壳而出等等,但总与鸟有关,是卵生。古书上的“鸟夷”,就是女直先民。女直的另一个特征是猪崇拜,他们认为猪是一种有神力附体的勇猛动物,只要借用猪的神力就可以征服敌人。与突厥狼崇拜不同,女直先民并不认为自己从猪而来,只是认为他们才是唯一可以借用其神力的人。考察赤峰红山文化会有这样的猜想:红山文化是女直先民遗存。红山文化中心墓葬中,那个等级身份最高的人,头骨枕有一个二十多公分大的绿色玉鸟,应该是其氏族之图腾。女直这个古老的阿尔泰游牧民族,与华夏文明的关系最为密切了。蒙古民族是一个年轻的融合而成的民族,十三世纪成吉思汗蒙古人崛起,以成吉思汗“黄金氏族”为核心,滚雪球一般发展成一个庞大的民族体,原来分属突厥和女直的北方游牧部族都卷而进入蒙古大旗之下。古代波斯人拉施特在其著作《史集》中说:“由于成吉思汗及其宗族的兴隆,原来各种名称的突厥部落都自称蒙古人了。”拉施特曾是蒙古伊尔汗国宰相。其实拉施特的话还不够全面,不仅是突厥,还有女直,全都卷入“蒙古”之中,就是说蒙古兼有突厥和女直属性。《蒙古秘史》所称的“蒙古七十二种”,已经包括历史上出现过的所有阿尔泰游牧部族了。不过“蒙古”称呼早就存在,《汉书》中就出现了,晋代的“靺鞨”就是蒙古的异写,此外还有“盟骨”,也是异写。成吉思汗战旗“九足白旄纛”图案就是蒙古民族形成的缩影。这个战旗上有狼的形象,也有鸟的形象,反映民族的两个来源。蒙古核心氏族中有以“主儿扯”称呼的部族,该部原属札木合,战败后投向成吉思汗,以勇猛善战著称,每遇战事必为先锋,成吉思汗重要将领中有好几个名叫“主儿扯”。成吉思汗长子取名“术赤”juchi,即以“女直”为名,成吉思汗弟弟叫“拙赤juchi合撤儿”,成吉思汗叔父叫“主儿扯歹”(《元史》写作“答阿里台”)。成吉思汗祖先有叫“阿勒坛”的(即“阿勒坛汗”),成吉思汗的女儿也叫“阿勒坛”中复连众。“阿勒坛”是“阿尔泰”的异写。成吉思汗氏族自称“黄金氏族”,明确地把自己归入金姓女直之中,显示出对女直民族的认同。他们又说自己是“苍狼和白鹿”的后代,狼是父亲,认定自己是狼种,这样他们又把自己完全地归入狼图腾的突厥民族之中。成吉思汗称自己的帝国为“呼和蒙古勒”,意思是“蓝色蒙古”,这是“蓝色蒙古高原”的来历。唐代《阙特勤碑》记载,六世纪出现的突厥汗国也自称蓝突厥,那是“呼和蒙古勒”的前身。其实殷商之时就有“蓝夷作寇”的记载,可见“蓝色蒙古”的历史已非常久远了。现在从地理上看,突厥分布在蒙古高原西部,蒙古在中部,满洲女直在东部,但这只是近代的分布状况,远古时代不一定如此分布。这三个民族由于生存方式、文化意识、心理特征上非常相似,他们之间极易产生民族认同感,历史上他们总是处在不断分化又不断吸纳的过程之中。三个民族就象三棵大树,地下盘根错节,地上枝叶交接。三棵大树以其巨大的身躯耸立在历史的高地上,可谓只可仰望不可小盱!今天我们所称的阿尔泰语有三大分支,就是突厥语,满洲语和蒙古语。三大支系语言存在明显的互通性,他们之间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词汇读音相同,三分之一词汇读音相似,还有三分之一词汇则为各自所特有,他们之间能互相听懂,不存在交流障碍。三大支系语言的语法特征高度一致,显示他们应有共同的起源。在描述华夏文明起源的时候,已经在观念上把阿尔泰语的三个分支当作一种语言的不同方言看待了。一个古老原始的母语广泛分布之后,会产生许多方言不足为奇,就像同科植物在不同纬度性状出现很大变化一样。又如地质学家描述地层的历史以亿年为单位一样,天文学家描述天体间的距离以光年为单位一样,在描述如此悠久的人类文明史的时候,也需要更高程度的“抽象”思维,需要借用更大的尺度,因此本书在观念上已经把阿尔泰语分支间的不同点完全抹平了。它们之间的不同点只对深入研究阿尔泰语的语言学家有意义,这里暂时用不上,这是首先要说明的问题。先秦古籍中,用以指称北方游牧民族还有“戎”“夷”和“胡”。“戎”是会意字,指拿着兵器、专事掠杀的人。“夷”常用来指称游牧民族,但“夷”意思是外国人,与“中国”相对应,不是专指游牧民族。“胡”这一称呼出现迟于“戎”,但用得最多。“东胡”用来指东北方向的游牧民族。“胡”之称呼从何而来?游牧军队出战,都是轻骑兵,一般不用锣鼓和号角,而是凭口中呼声和手中令旗来指挥作战。他们的呼叫发声“呼啰”,一声“呼啰”,骑兵潮水般突出,一声“呼啰”又瞬间退去,这就是“一声诡响”(明《黑鞑事略》)的意思。草原“库里台”大会上新汗即位,群情振奋,广阔的草原上全都是“呼啰”之声。出征前祈祷“长生天”保佑,也是一片“呼啰”之声,战场得胜之时,“呼啰”之声更是经久不息。“呼啰”而来“呼啰”而去的游牧军队,留给定居的汉民族最为深刻的印象就是那可怕的“呼啰”之声,故用拟声字“胡”来指称他们,但游牧民族从来不用“胡”自称,可见那只是汉民族外加给他们的一个称谓。4农耕民族原始人类从非洲出来进入亚欧,有一支沿青藏高原南缘,来到亚洲大陆东南部,其中就有农耕汉民族的祖先东岳太极拳。南部蒙古人种分布在看起来更适合人类繁衍生息的地方,这里气候温暖湿润,雨水丰沛。他们也适应了这样的自然环境,以农耕作为主要生存方式,以稻米作为重要食物来源,故称之为农耕民族。气候环境抑或也有繁殖能力的原因,南部温暖地区养育人口的潜力最大,这里的人口密度远超北部游牧区域,这种人口分布状态在远古时代就可能如此了。这些农耕汉民族先民说单音节语言,说话从不卷起舌头。从南亚的泰国到缅甸再到长江全流域,说这种单音节语言的人可能有共同的起源。远古农耕民族的生存状态如何?特别是长江流域原始居民的生存状态如何?华夏文明发育之前汉民族先民的社会形态怎样?他们处在什么发展阶段呢?可以这样表述:农耕定居民族的社会发展形态远远落后于北方游牧民族。由于中国南部有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与世界其他人类文明没有过接触和交流,发展相对独立,而农耕这一生存方式也决定了人口流动性较低,交流融合机会就少,社会发展进步十分缓慢。农耕的特点是土地将随着人类劳动的投入增加而后有更多的产出,如地块和水田需加砌坎、平整、引水等等,需通过长期的劳作土地的性状才能得到改善,这就限止了人的流动,人处在相对小的活动范围和相对静止的生存方式之中。这种生存状态显然是自然选择的结果。长江流域的汉民族先民就是古书上的“百越”,他们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考古已经证明7000年前他们早就种植水稻了。他们住在“干栏”屋中,一种架空而居,泥墙草盖的小屋里,陶器相当粗陋,制陶水平低于北方同时期遗存。他们储藏稻谷过冬,长江流域人口较多,且有较长的冬天,虽然这里物产丰富,但人均资源还是不多,因此汉民族先民的生存压力是很大的。记载农耕汉民族先民早期状态的史料不多,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史记》提到的“西南夷”就是史前农耕先民的一种写照。司马迁说分布在贵州云南一带的“西南夷”是农耕之“夷”,其生存方式与中原汉人相同,属于定居之人。定居民族与旅游民族在头发上也有明显区别,《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农耕之夷“皆椎结”,就是把头发扼成一个结,置于头顶上,用簪子绾住,而北方游牧民族“皆断发”,即把头发剃掉一部份,只留一部分头发辫成发辫垂下来,剃发和辫发式样随部族不同有一些区别。《史记》有概括性语言:农耕之人“皆椎结,耕田,有邑聚”,游牧民族则“皆编发,随畜迁徒,毋常处”隔壁的男孩。反而是南北朝时期有较多的史料记载了农耕“南蛮”的状况,其时他们还广泛分布于长江中上游地区,遍及湘、鄂、豫、皖、赣、川。都以耕种为生,农耕是“蛮人”的共同特征。其中“僚(獠)”分布于川西,“挟山傍谷而居”,“俚”,“爨”(读cuan)处湘、广一带。“山越”则在吴越地方。《魏书》对分布于四川盘地边缘的“獠”的记载较多,他们的生存状态就是华夏文明萌发之时,农耕汉民族先民生存状态的写照。《魏书》:“獠者,盖南蛮之别种,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所在皆有,种类甚多,散居山谷“其丈夫称阿謩、阿段,如人阿夷、阿等之类。“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蘭”(栏)。“往往推—长者为王,亦不能远相统摄,父死则子继。“獠”为定居农耕之人,居住在“干栏”屋中,这是一种架空而居的简易居所,适应南方湿热多雨的气候环境。考古发现6000年前的河姆渡人就是居住在“干栏”屋中。远古时代从缅甸到长江流域,亚洲东南部的原始居民都有如此居住习惯。獠有贩卖人口的习俗,曰:亲戚比隣,指授相卖,有卖其昆季妻奴尽者,乃自卖以供祭焉。獠的血缘观念不浓,曰:“亡失儿女,一哭便止,不复追思”。又曰:“其俗畏鬼神,尤尙淫祀,所杀之人,美鬓髯者必剥其面皮,笼之于竹,及燥,号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他们这种畏“鬼“,与游牧文化“天”“祖”和“卜”的观念是不一样的,前者是一种习俗,后者是萨满教观念,发展程度不在同一个文化层次上。我们应当特别注意这样的记载:“獠惟执盾持矛,不识弓矢”。又曰:獠虽自有“王”但“不能远相统摄”。这些农耕汉民族先民还不知用弓箭去捕猎和战斗!说明大规模的国家形态还从未在农耕民族中出现过,他们的氏族社会在发展程度上落后于北方游牧民族。他们与精熟弓箭的游牧民族相比,征战能力相距悬殊,难以抗衡,那么他们为奴的命运就不可改变了!《魏书》对南方土著民族还有这样的描写:“巴蜀、蛮、獠、谿、俚、楚、越、鸟声禽呼、言语不同,猴蛇鱼鳖,嗜欲皆异,江山辽阔将数千里……有水田、少陆种、以罟网为业……家无藏蓄,常守饥寒,地既暑湿,多有泄肿之病。《魏书》是北方游牧民族自己编写的史书,他们用“鸟声禽呼”来指称单音节语言,阿系泰语发音多卷舌音,而南方土著民族的单音语言完全不卷舌,两种语言区别明显。“以罟网为业”则是吴,越,湘土著的重要生存方式。考古发现鱼虾螺蚌也是河姆渡先民除种植水稻之外的重要食物来源dnf凤凰羽。“泄肿”则是指血吸虫病,自古就是肆虐水网地区,危害汉民族先民的疾病,这种疾病与游牧民族无缘。远古时代中国南北两大民族在社会发展水平上存在巨大落差,这正是华夏文明肇始时的历史条件。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范围内,考古发现远古文明遗存,北方远多于南方,出现文明的时间上北方远早于南方的原因了。“僚”一直被北方人看成未开化蛮人,但直到南北朝时期这些“蛮人”仍然顽强地保持着远古以来的生存方式,不过他们原有的地盘已基本丧失,被逼缩退到交通不便、环境相对恶劣的高山深谷去了。五帝时代长江流域还被统称为“荆蛮”,在古人的观念里,那是长满荆棘,未开化蛮人之居所,这也反映了当时农耕汉民族先民社会发展状态低于北方。舜取代尧,把尧的儿子“丹朱”贬逐到“南河之南”。“南河”指渭水南面的汉水,“南河之南”就是今天的湖北地区,古人观念上那里已是蛮荒之地。需要特别指出,“神农”教会百姓农耕,而“民始有稼穑”的说法非常荒谬,神农即炎帝,距今不过五千年,而人类早在数万年以前就有了农耕,农耕不可能始于神农。5最佳森林草原南北朝时期,鲜卑族出身的北齐大将斛律·金用鲜卑语(即古代阿尔泰语)吟唱他们的古老民歌,后来有人用汉字记录下来了:“敕勒川,阴山下,天如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地茫茫,风吹草低现牛羊。”这首古老民歌的曲调应该与今天的蒙古长调相似,低沉浑厚,极具渗透力。公元五世纪时亚洲最好的草原在阴山一带。由于气侯的关系,纬度越高草木生长茂盛度越低,阴山以北的草原是不可能有风吹草低现牛羊的情况的。但远古时候,亚洲最好的森林草原却在黄土高原上,这里纬度低,土质疏松,有利草木生长,应该到处都是“风吹草低现牛羊”的景象。现今这种草原景象在亚洲范围内都难以寻找,草长及踝,或者基本能把地表覆盖,少有裸土,就已经算是最好的草地了。正因为古代亚洲最好的森林草原在黄土高原上,那里必定成为游牧民族争夺的重点,并成为游牧帝国的权力中心。黄土高原这个处在东亚腹地的最佳森林草原,必定是所有游牧部族心之所向的天堂和朝拜的方位。可以推想,女真、突厥这些古老的游牧民族,在华夏文明发生之前,曾无数次地在这个地方开展争夺,黄土高原的控制权会反复易手。北方游牧民族习俗中表现出来的面南背北,左中右排列,呈向南包抄的态势,这种习俗是怎么来的呢?可能就是远古以来对黄土高原的反复争夺中产生出来,争夺的历史已经变成一种基因密码,写进了他们的文化细胞之中,故能稳定顽强地遗传下去。从匈奴的“左耆屠”、“右耆屠”到成吉思汗的“左翼万户”、“右翼万户”,再到努尔哈赤的“左旗”、“右旗”,游牧民族的国家政权建构都是左中右扇形设置,或者说鹰形布局,就像一只展翅的鹰,眼睛紧盯中原,随时准备伸出利爪。这种游牧文化的历史肯定要比华夏文明史悠久得多,但对于后来出现在中原的农耕汉民族来说,从北方而来的威胁就是挥之不去的恶梦。就像村民圈养的羊,总被野外的狼惦记一样,羊养得越大,村民的忧心就越重。只能一次又一次地扎紧篱笆,但总逃不出恶梦成真的结局,因为人总有疏忽和犯错误的时候,总有虚弱和衰老的时候!有一种说法,说人类曾有过原始公有制社会,即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后才出现私有制。笔者难以认同。我们可以去看CCTV《动物世界》:熊把自己的气味擦在树干上,狼把尿液洒在岩石下,用来标识自己的领地,警告同类不要闯入,意思说这个地方已有主人了。我们看到一只黑猩猩误入其他猩猩族群的领地,立即遭到攻击,那只可怜的黑猩猩被袭杀、撕裂,并被吃掉了。自然界的生存竞争总是表现为对生存空间争夺,人类也不会例外。人类社会不可能存在过“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时代。在描述华夏文明为什么出现在中原的时候,应该首先还原早已消失了的人文地理:黄土高原曾是亚洲最佳森林草原,游牧民族的天堂。6掠人为奴把华夏文明出现之前,黄土高原上的社会状态描述出来是可能的,因为那是一个延续了数万年的游牧社会,这个游牧社会以后也继续存在,只是向北后退了数千里而已。描述游牧社会也就是描述游牧文化,一个问题两个视角。司马迁为后人留下了关于匈奴的专门传记,那是记载游牧文化的重要史料,其时阿尔泰游牧民族已从黄土高原的南部向北退至河套一带,但他们仍然按照古老的生存方式生活,延续着祖先的行为方式。游牧文化的传承并不需靠文字记载,它记录在生存方式之中,就像物种的野生基因,它是无比漫长的自然选择的结果,已经写入物种的细胞核之中,有了高度稳定的复制能力,复制能力来自这种基因无比久远的存在历史。我们还可以考察成吉思汗崛起时蒙古高原的状况,考察努尔哈赤崛起时满洲女直的状况,用以补充描述这种游牧文化。蒙古人和满洲人没有文字,帝国的崛起完全是在古老的游牧文化的作用下完成,他们遵循游牧民族一贯的思维方式,这两个帝国诞生的背景都是原生态的游牧文化。《史记·匈奴传》曰:“(匈奴)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毋(拉)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匈奴)不知礼义,自君王以下咸食兽肉鲁本卡特,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游牧文化是一种尚武、嗜杀的文化。游牧民族从小练就了高超的骑射技能,农耕定居民族实难以与之匹敌。在游牧社会里只要拉得动弓弦,就是一名部族战士,征战劫掠就是他们的生存方式。汉武帝的丞相主父偃劝阻武帝北击匈奴,曰:“夫匈奴,难得而制也,非一世也,行盗侵驱,所以为业,天性固然。”文中都提到了有所谓的“天性”,其实是一种古老的生存方式。因为尚武、嗜杀,思想观念上必然是“先”强壮,“后”老弱。不能理解为老弱即遭抛弃,这是不会发生的,在任何人类社会内部,老弱必然得到强者的关照,这是人类普遍的行为方式,人类因此才得以一代代繁衍下去,游牧民族也不会例外。但与农耕定居民族相比他们的思维方式不一样,他们认为应当先让强壮者吃饱,因为强壮者吃饱了才有能力去保护老弱,并最终使老弱也能得到温饱,这是一种适应其生存方式的自觉意识,只是思考方式不同。游牧民族“贵壮健,贱老弱”实际效果不是老弱被贱化,而是老弱因此有了强有力的保护,一种以进为退的思维方式。关于匈奴习俗,司马迁还有这样的记载:“所得卤获(指财物)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为趣利……战而扶舆死者,尽得死者家财。”匈奴每逢战伐能人人奋勇,为有利益在前。如有同伴战死了,只要把尸体运送到死者家中,即可成为死者家中的新主人,获得死者之妻妾和全部家财,这种习俗适应其掳掠抢刧为生的生存方式。游牧民族自古一夫多妻,这种传统可以追溯到人类的动物时代,或者说是动物时代之遗存。“妻其后母”“妻兄弟之妻”,在游牧社会里有存在的合理性,并不关乎“廉耻”,能保证了氏族繁衍。游牧于草原中,守寡就是死路一条,妇女得不到男人的保护便无法独自生存下去。游牧社会中不存在年轻守寡的现象,这反而比农耕社会的守寡之“礼义”更符合人性的需要,因此无可贬抑。游牧文化中妇女就是财产,财产被继承自然合理。直到成吉思汗和努尔哈赤时期,这种文化习俗在游牧社会里仍然丝毫没有改变,与生存方式相适应的缘故。上推千年、万年,可以肯定这种习俗就已经形成,我们确可以通过指认这样一种风俗习惯来指认历史人物的民族背景。游牧文化是一种狼性文化,与游牧民族以抢掠为生这样一种生存方式相适应,他们整个氏族社会就是以征战,抢掠为目的组织起来。他们抢掠异类,也抢掠同类,畜口和妇女是主要抢掠对象,远古时候人类能力尚低,没有什么财富,畜口和妇女就是最大的财富。当然不是只要女人不要男人,只要还具有劳动能力,都是掳掠的目标,“得人以为奴婢”,游牧民族有掠人为奴的古老习俗,他们对奴婢的需求是无止境的,掠人为奴确是游牧文化最为显著的特征。这种古老的生存方式早已升华出一种宗教观念,即萨满教,认为生前杀死一个人,这个流尽鲜血死去的人仍然属于他的财产,被杀死的人可以在阴间为他服务,杀人自然越多越好。北方草原上至今还留存着许多远古时期草原游牧民族的墓葬,墓地竖有许多条形石头,有的还刻成人形,一个竖立的石头就是墓主人生前杀死的一个人,故称“杀人石”。石头竖得越多此人就越荣耀。墓地石头少者数个,多者数百。《唐书·突厥传》:“(突厥)旗纛之上施金狼头……葬讫,于墓所立石建标,其石多少,依平生所杀人数。”就是对这种古老风俗文化的可靠记载。在没有金属的石器时代,游牧民族的箭镞用石或骨磨制而成,其威力任然是惊人的。考古工作者曾在山西挖掘出一具6000年前的尸骨,死者是一个20岁左右的女性,死骨保存完整。令考古工作者吃惊的是,尸骨上留有三支骨矢,分别在颈椎,腰椎和骨盆上,10厘米长的骨制箭头几乎要穿透死者坚硬的骨头,深深地嵌进了骨头里面,死因就这样明白无误地保存下来。可见骨质箭头与金属箭头相比威力不相上下。唐代的《阙特勤碑》则从游牧民族自己的角度记述他们的掠夺行为:“(敌人被征服后)吾令突厥族居之,且组织之。于斯之时,本奴隶者自有奴隶,本婢妾者自有婢妾。”掠人为奴,自豪溢于言表。抢掠到大量人口用为奴婢是最为荣耀的事。游牧民族不需要找什么理由来发动战争,诱惑摆在每一个游牧战士的前面:性奴可满足人原始的性冲动,享有对奴隶生杀予夺之权,成为高高在上的贵族和尊荣威严的统治者。对于游牧民族来说获得奴婢常常比获得土地更有吸引力,回纥南下为唐王朝平息“安史之乱”,他们有约在先:“克城之日,土地土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资治通鉴》)”。《蒙古秘史》:“我们要征服外族百姓,夺取他们的战马和妇女。”美女首先要献给可汗,成吉思汗一生“灭国四十”,每灭一国,美貌的皇后,公主就成为大汗的新妾,到成吉思汗逝世时,他已收获美妾多达500个了。我们看到蒙古帝国直到已经十分辽阔之时,抢掠仍然作为其国家政策,掠抢而来的财物和妇女从上到下的每一次分配,都能再次燃起将士们向外扩张的热情。一个叫做“阿西尔”的波斯人这样写道:“这是恐怖的一天,男人、女人、孩子都在哭泣,姜一郎他们正在生离死别的时候,蒙古人要把他们分而有之,他们唯有以泪洗面。”这个波斯人记录的是中亚“不花刺”城被蒙古人攻陷后的情况(《元史》记作“薄华城”)。游牧民族这种“天性”从未改变,朝鲜《李朝实录》记载了努尔哈赤崛起时的情况:“(女直)剽掠上国(明朝)边民,做奴使唤,乃其俗也。”又曰:“(女直)常乘我不虞,杀戮官吏,系累男女,皆为奴婢。”这就是古老的具有顽强生命力的游牧文化!通过不断地掳掠汉人边民为奴,到努尔哈赤后期,在女直部落中,即使普通“诸申”(女直的另一个称呼)也拥有了奴婢。《实录》这样记载:“自奴酋(努尔哈赤)及诸子,下至卒胡,皆有奴婢。”《清史杂考》则曰:“男女奴隶至四五十万”。女奴就是主人的性奴,男人则为“耕奴”。《实录》又曰:“野人(指女直)之俗,不相为奴。”即同类不作奴隶,奴隶来源是异类农耕汉人。被征服的游牧部落有时也称奴仆,但那只是一种家臣的关系,非典型意义上的奴隶。被征服兼并的同类总是成为帝国军事力量的来源,游牧帝国对军事力量的需求同样无止境,共同的语言和文化背景使他们很快就融合在一起了。奴隶是主人的财产,与畜口无异,可以任意处置。《实录》记载,女直人竟活杀奴婢,用以“取胆解毒”,用作主人治病之药。掳掠人口为奴是游牧文化的特征,也是我们考察和理解华夏文明如何发生发展的一个切入点。7文化交汇之地让我们再回到那张中国古代海岸线示意图,从示意图里可以看到,远古时候亚洲大陆东部存在两种不同的生存方式。北方是游牧社会圈,包括山东半岛在内。南部处在农耕社会圈里,这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生存圈。北部的秦岭山脉和西南部的横断山脉,把长江流域封闭起来。一万年前渭河平原可能还是一个深嵌在大陆中的峡湾,那么那种地理上的隔离状态就更为明显了。农耕生存方式难以独立发展出较高级的文明状态,这由农耕生存方式的特点决定。农耕社会流动性低,人类文明积淀会十分缓慢,社会发育将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而游牧生存方式也不可能单独发展出高级的文明状态,因为这种生存方式流动性太强,难以持续积累起文明之沃土。就像水太过湍急,鱼类难以在其中繁盛一样。如果二者结合,或者说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出现碰撞,就会使较高级文明的孕育成为可能。华夏文明从什么时候开始孕育?可能从黄河沉积出渭河平原,渭河平原逐渐变得适宜于农耕,农耕汉民族开始出现在渭河平原上,渭河平原成为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交汇之地,或才说成为两种文化的重叠区域时,人类文明就会在交汇与重叠之中孕育起来。当然那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厦门金光湖,不是突然之间发生的,孕育时期如此漫长,可能会超出人们的想象。人类文明的发展呈现一种加速度状态,开始会非常缓慢,后来会飞快加速。更加超出人们想象的是,人类文明不是像儒家描述的那样在脉脉温情中出现,而是在无比残酷的血与泪中潜行,其残酷的程度会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这是由人性决定的,人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时候,不可能完全脱去兽性。长江流域说单音节语言的农耕汉民族先民被阿尔泰游牧民族掳掠到黄土高原上,成为奴隶的过程,就是华夏文明孕育发展的过程。黄土高原上大量奴隶的出现是文明肇始的社会条件。为什么奴隶出现是文明的发轫呢?因为等级分化是社会分工出现的基础和条件。原始状态的游牧社会,社会内部分化程度还很低,不会出现发达的分工,因而不会有较高程度的文明。我们看到成吉思汗崛起前的蒙古社会,在氏族部落内部,从汗王到各级酋长再到下层属民,他们吃的、穿的、用的并没有多大区别,生存方式则完全一致,因此社会内部对精神和文化产品的需求不高。只有当社会中出现大量奴隶,一部分人可以不从事维持温饱的劳作而生活得很好时,这部分人才有可能转而从事精神产品的创造。大量奴隶的存在马上会产生管理问题,政府将随之出现,文字也会随政府的需要而产生出来。人的需求会无限膨胀,这是由人性决定的,奴隶主们吃、穿、用、住会趋向高档化,拥有大量奴隶后,奴隶主就有能力去实现这种日益膨胀的需求了。他们可以指使众多的奴隶去实现他们的现世欲望,也会指使奴隶去建造陵墓,安排自己的死后生活,所谓人类文明就这样产生出来。人的分化,社会大部人某种程度的牺牲,是文明出现的条件。文明确是以极不文明的方式实现的。阿尔泰游牧文化的内在品质又决定了这种游牧文化指导下产生出来的华夏文明,必将趋向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酷的奴隶制。远古中国两大生存圈8战争优势为什么游牧民族必定成为奴隶主和统治阶级呢?因为他们具有战争优势,在冷兵器时代,游牧民族具有无可匹敌的战争优势,这种优势一直保持到冷兵器时代终结为止。游牧民族成为农耕定居民族的统治者乃是历史的必然。游牧民族可以说天生就是为战争而生的,他们从小在战斗的环境中长大,练就了优秀的马术与箭术,狩猎是与野兽战斗,征伐是与人战斗,或者说不过是对人的狩猎。尚武的游牧文化从这种生存方式中产生出来。他们亦军亦民,都是为战争预备的,或者说乃是战争选择的结果。游牧民族自幼追逐野兽,奔跑出没在草原和森林中,使得他们骨骼坚硬,体格强壮,自然界的风暴雨雪造就了他们坚毅不屈的性格,狩猎练就了他们敏锐的听觉和视觉,血腥的屠宰养成了他们凶残的习性,驯服马匹、伏击野兽的过程中高哥增高鞋,世代总结和传承下来许多诡计。所有这些都为他们在战争中获胜奠定了基础。《后汉书·西羌传》曰:“(西羌)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甚耐苦寒同之禽兽,虽妇人产子亦不避风雪,性坚刚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气也。”这是古人对游牧民族的深刻观察。他们诞生在风雪之中,生长在苦寒之地,以战场为生命的终点,坚刚勇猛,实非农耕定居民族所能及。成吉思汗9岁便会杀人。为了一条小鱼、一只小鸟的归属,他与同父异母弟发生了争执,便伺机杀死了弟弟。他杀人时表现出来的沉着、步步逼近、弯弓瞄准,显示出惊人的战争天赋。《辽史·兵制》描述辽军的特点:“辽国兵制,凡民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隶兵籍,“人马不给粮草,日迁打草谷骑四出抄掠以供之,“军所舍,有远探栏子马,以夜听人马之声……日暮,以吹角为号,众即顿合,环绕御帐,“每行军,鼓三伐,不问昼夜,大众齐发,未遇大敌,不乘战马,俟近敌师,乘新覊马,蹄有余力,成列不战,退则乘之……馈饷自责,散而复聚,喜战能寒,此兵之所以强也。”这是辽兵的行为特征,也是自古以来游牧军队的行为特征和军事优势。《金史·兵志》曰:“(女直)俗本鸷劲,人多沉雄,兄弟子姓才皆良将,部落保伍技皆锐兵……有事苦战可致俘获,劳其筋骨以能寒暑,征发调遣如同一家。”这些都是阿尔泰游牧民族总能以少胜多的原因所在。而农耕定居民族的生存状态与战争相去甚远。农耕民族要组成一支军队需经过长期训练,否则不能形成战斗力,因为没有较长时间的训练,就不可能在战场上有配合协调,而就个人素质而言,再怎么训练也无法达到游牧战士的那种水准。游牧民族在战争中无需辎重后勤,无需住所铺盖,甚至无需炉灶干粮温柔的背叛吻戏,在任何恶劣环境下他们都能生存下来。渴时他们就吸马奶,无法生火时就生吃马肝。游牧民族有喝鲜血的习惯,有这样的描写,饥渴时他们抽出腰刀,划开马腿表皮下的血管,吸取涌出来的马血,他们对马身上的血管分布了如指掌。《蒙古秘史》就有1204年春,成吉思汗在大兴安岭边喝过狍子血后,挥师西去远征乃蛮国的记载。远征时他们没有思乡之苦,因为从小就迁徙不定,所有这些都是定居民族学不来的。春秋战国时期有“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故事,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赵武灵王带头在朝庭中穿起匈奴的服装,身体力行,提倡骑射,确收到一些时效,但终究无法改变被动防御的总体态势。至于战术,游牧民族最有效的战术,也需个人素质的配合,定居民族无法完全学到手,只能学得一点皮毛。对匈奴欧洲人也有描写和记载。公元374年,匈奴从伏尔加河出发,向罗马帝国发起进攻,一个名叫“安缅”的罗马传教士这样写道:“匈奴只知道抢劫……他们的残暴野蛮超过了人们的想象,他们的身体又粗又矮,外表可怕,他们的内心也如同畜牲一般。他们的食物不经过烧煮,也不加任何调料,他们吃被马鞍压软了的肉……“他们从小就习惯了寒冷、饥饿和干渴,他们的牧群拉着他们的家属迁徙。在车上,妻子们纺着线,缝制衣服,生育孩子。如果问到他们从那里来,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一件用碎野鼠皮缝制的宽袖上衣,暗色的裤子腐烂在他们身上了,除了不穿时脱掉,从不更换。鞋也没有式样和大小,不利行走,但只要一跨上马,就像被钉在马背上一样。”“他们的马又小又难看,但不知疲乏,奔跑起来如闪电一般。他们在马上度过一生,有时像妇女一样侧身坐在马背上。他们在马背上开会、吃、喝、做买卖,甚至趴在马颈上睡觉。袭击敌人时,他们会发出可怕的叫声。发现有抵抗就逃走,但会以同样快的速度回来,冲破一切障碍。“他们有无可比拟的射击术,能从惊人的距离射出由骨头制成的像铁一样坚硬的致命利箭”欧洲人的观察显然比司马迁细致。匈奴外表可怕是因为他们脸上满是刀疤。匈奴有这样的习惯,当两人结为兄弟时,用刀割破自己的脸,让血流在杯子里,共同喝下,以示今后同心同德,刀疤从此留在脸上,结拜兄弟越多,刀疤会越多。他们在送葬时也用刀划破自己的脸以示哀悼,对此《魏书·高车传》有明确记载。游牧民族有超强的方位感,不会在原野上迷失方向,但限于当时人们的地理知识和历史知识,要把自己祖先行动线路说清楚也是不可能的,又没有文字记载过,这应是他们说不清自己来自哪里的原因。北方游牧民族还有不洗澡的习俗,蒙古帝国甚至颁布法律,禁止被征服地方的百姓下河洗澡。蒙古人也不洗碗和锅,他们有一种古老的信念,“长生天“赐给人的一切都是洁净的,不需洗,洗涤玷污了水源,是不敬上天的行为。至于安缅说匈奴的鞋子没有式样,因为他们是马背民族,鞋子不很重要,能套住脚就行了。对亚洲游牧民族特殊的战争技能,欧洲人也有观察记录:《马可波罗游记》:“蒙古勇士可以连续行军十天而不必停下来做饭数字北林,他们喝马血,每人出发时带一大块干奶团,每天割下一块装入一个皮袋中,用体温加势,作为一天之粮。“他们带着干肉,一边行军,一边嚼食,冻硬的生肉会置于马鞍之下,使之变软,蒙古人也生食兽肉。“蒙古军会乘着黄昏燃起小火烧煮食物,他们宰杀病弱的畜只为食。这时远处之人看不清火光和烟雾,容易隐蔽。这是一天中唯一的熟食。之后他们便散成小群,三五一群,睡在遍布广大地区的低凹隐蔽处,第二天天一亮就四出侦察周围情况。”英格兰一个名叫“帕里斯”的传教士这样写道:“(蒙古人)是一个巨大的游牧部落,属于可恶的撒旦的后裔,他们叫鞑靼人,来自一条叫鞑靼的河,他们披着牛皮,体格结实,战无不胜,劳而不倦。他们没有用盔甲护住后背,只护住前胸。他们喝牛羊的血,当作美味佳肴,他们会喝浑浊不清的水。鞑靼人的战马强壮,这些马可以以树叶甚至树干为食……“蒙古人总是伴随着极端的暴行,他们闪电式地进入,所到之处一片虚墟,不断地大屠杀,难以形容的恐惧笼罩在人们的心中……”俄罗斯人诺夫哥德这样说:“鞑靼人来时,数也数不尽,就象蝗虫一样。他们长着强壮有力的胸脯,短小的鼻子,眼睛乌黑,皮做的盔甲前厚后薄,所以他们不试图逃跑,最突出的是使用弓箭。“如果被俘,他们从不乞求怜悯,他们有迫使世界都归其统治的坚定信念。”九世纪出现的《突厥语大词典》曰:“猎物在他们(指回纥人)面前绝无法逃脱,他们向前射和向后射同等准确。”牧民族建立在个体素质,生存方式和游牧文化之中的战争优势存续了上万年。在冷兵器时代结束之前,他们一直对定居农耕民族保持这种优势,直到火器时代开始,这种优势才嘎然而止。人类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定居民族借新知识、新技术,才逆转了上万年以来的劣势。认识游牧民族的战争优势,正是我们理解中国历史和中国文明发展史的一个切入点。阿尔泰游牧民族不但具有战争优势,还具有杰出的政治才能,他们具有创建一个巨大帝国和管理辽阔疆域的特长。这种政治才能与游牧文化的特质有关,因为游牧民族还具有特别忠诚的特点。欧洲传教士卜兰加宾这样评价成吉思汗蒙古人:“世界上对领袖最忠诚,最服从的是鞑靼人,他们的服从是无条件的,不会对领袖讲哪怕一句假话。”总体而言,这样的判断是真确的。普遍的忠诚是建立强大政权的人文基础。游牧民族没有文字,没有所谓的“忠孝仁义”和孔孟之道,却特别忠诚。游牧民族建立的新政权,都没有出现杀功臣现象,这种现象却出现在每一个汉民族建立的王朝之初,应风俗和文化有关。普遍的忠诚是阿尔泰游牧民族具有战争优势的一个重要因素。9狩猎与战术游牧民族的战争优势还体现在他们有高超的战术:汉高祖挟削平天下之余威,率大军北击匈奴,但被冒顿单于诱入包围圈中。《匈奴传》曰:“冒顿详败走,诱汉兵。汉兵逐击冒顿,冒顿匿其精兵,见其赢弱。”当汉高祖觉察过来时,已经悔之晚矣!为了保证性命,汉高祖派人找到单于宠妾,重金贿赂,通过她向单于求情,答应回去即送公主为妾,答应每年按时送大批财物给匈奴,于是冒顿打开包围圈,汉高祖捡回一条性命,从此再也不提出击匈奴了。诱敌深入,围而歼之,这是游牧军队惯用的战术,对游牧民族来说这种战术不需要专门传授,因为来自狩猎,原本是他们的生存方式。这种战术定居民族能够看到,但不可能真正学到手,因为运用这种战术需要游牧战士的个人素质去配合,这种素质是自然造成的,是古老的生存方式赋予的,农耕定居民族不可能拥有此种素质。成吉思汗及其子孙横扫中亚和南俄草原,也是用如此战术战胜敌人的。蒙古骑兵的进攻总是出人意料,他们不会被敌人牵制,不会硬拼死守。他们的将军只在后面运筹指挥,不会出现将军一马当先与敌人拼杀的情况。他们来如风去如电,机动灵活,使敌人产生了蒙古人无处不在的错觉。他们无比残忍,稍有抵抗就屠城,以此震慑敌人。他们配合默契,进退自如,经常是围而不打,让敌人精疲力竭,自行崩溃,就象围猎时让野兽力竭受缚一样。成吉思汗在阿姆河围歼花剌子模突厥骑兵,在匈牙利围歼日耳曼重甲骑士,在南俄草原围歼斯拉夫军团,在伊朗高原围歼阿拉伯大军,所有这些战役就象恢宏的围猎,以猎物的被包围开始,以猎物的恐惧、疲乏、绝望、最后被逐一屠宰结束,处处显示出猎人的狡猾和凶残。罗马人、希腊人、阿拉伯人在惨败后,对这种可怕的战术都有过描述。希腊传教士卜兰迦宾观察得很细致:“当他们发现敌人的时候,便会主动出击,每个人会射出三四支箭,如果无法将敌人击退,就立即退回原地。但这绝不是缩退,而是诱使敌人发动更大的进攻。“如果为敌的是一支大军,他们就飞马离开,停在距敌一二天的地方,并掳掠途径之地。他们会挑选一个地方驻扎下来,等待敌人经过,于是从天而降。“他们的战法多变,骑兵第一次冲锋时,只派出俘虏兵和附庸兵,精兵安排在左右两翼,常使敌人以为自己数量上占优势。如果敌人奋死抵抗,他们会打开一个缺口,把敌人放出去,然后追击,追击中尽可能多地斩杀敌人于马下。“蒙古兵很少短兵相接,他们的战术和狩猎方式完全相同。”对这种古老的游牧战术,成吉思汗有自己独特的表述,曰:“进如山桃皮丛,摆如海子样阵,攻如凿穿而战。”《蒙古秘史》记载,在阿尔泰山的科布多河边,在与乃蛮决战之时,成吉思汗说了上述语言。“山桃皮”是一种草原上的低矮灌木,总是三三两两分布。“海子”指湖泊,蒙古人大的湖泊都叫做“海”。“凿穿”就是象铁凿子凿木一样,一下一下攻进去。历史上与阿尔泰游牧民族的交往最多、历时最为久远的当属汉民族了,其观察研究当然是最真切的。《黑鞑事略》就是例子,书中对成吉思汗的战术有这样的注解:“其行军,尝恐冲伏,虽编师,亦先发精兵,四散而出,登高远眺,深哨一、二百里,掩捕居者行者,以审左右前后虚实。如某处可进,某城可攻,某地可战,某处可营,某方有敌,某处有粮草,皆责于哨马回报。”这就是“山桃皮丛”的含义,就是小分队、低姿态前进。又曰:“其阵利野战,不见利不进。动静之间,知敌强弱,百骑环绕,可裹万众,千骑分张,可盈万里。摧坚陷阵惠文后魏纾,全藉前锋。凡通敌,则三三五五,断不簇聚为敌所包。敌分亦分,敌合亦合,故其骑突也。来如天坠,去如电逝,谓之鸦兵撒星阵。其分而合,视马箠之所向。其合而分,听姑诡之声以为号,自迩而远,俄顷千里。”这就是“海子样阵”的含义,就是摆开庞大阵势包围敌军,状如围猎。又曰:“其破敌则登高远眺,先相地势,察敌情伪,专务乘乱。故交锋之始,每以轻骑,径冲敌阵。若一冲即动,则不论众寡,长驱直入,员敌十万,亦不能支。“若一冲不动,则前队横过,次队再撞。若不能入,后队如之,方其冲敌之时,乃迁延时刻,为布兵左右与后之计。兵既四合,则最后至者,一声姑诡,四方八面,响应齐力,一时俱撞。“敌或坚壁,百计不中,则必驱牛畜,或鞭生马,以生觉敌阵,鲜有不败。敌或森戟外列拒马,绝其冲突,则环骑疏哨,时发一矢,使敌劳动。相持少久,敌必绝食,或乏薪水,不容不动,则进兵相敌。“或驱降俘,听其战败,乘敌力竭,击以精锐。或力交刃,佯北而走,诡弃辎重,故掷黄白(金银),敌或谓是诚败,逐北不止,冲其伏骑,往往全没。”这就是“凿穿而战”的含义。在一阵一阵击打之下,最坚固的防线也难逃毁灭的结局。应知这种狩猎式战法不是成吉思汗的发明,他只是一个杰出的使用者。对这种战术游牧军队上万年前就运用自如了,他们代代相传,那本是一种生存方式的演绎。游牧民族一旦定居化,个体素质马上开始衰退,运用这种战术需要个体素质的保证,素质一旦下降,战术就不灵了,他们又将被真正的原生态的游牧民族击败,他们的政权将被取而代之。《筹辽硕画》是明末镇守辽东的将军呈给朝廷的一份奏折,其中有这样的话:“(努尔哈赤)一一效阿骨打(金太祖),兀述(金大将)行事”。“(满洲女直人)有匈奴之长技,来如骤雨,去如飘风。”游牧民族的古老战术又被满洲女直传承下来,明朝被征服的命运似不可改变,不料李自成崛起,迅速攻占北京,打顺起义军势力至此达到顶峰。李自成踌躇满志,开赴山海关与清军决战,不想被一举击溃。李自成傻了眼:满洲人的战法见所未见,满洲人的勇猛闻所未闻,农民军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于是战斗意志瞬间瓦解。中国历史完全改写了,但仍然符合固有的规律,不过是游牧战胜农耕,野蛮战胜文明的又一次演绎! 10殉葬殉葬是盛行于史前和先秦时代令人震惊,又令人深思的历史现象,殉葬是古代阿尔泰游牧民族特有的习俗,也是游牧文化的重要内容。大规模殉葬除了在考古发掘中不断出现,还有确切的文字记载。《匈奴传》曰:“(匈奴)其送死,有棺槨金银衣裘,而无封树丧服,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千百人。”匈奴无“丧服”即无中原汉民族那种服丧数年的习俗,但“无封树”显然不是历史上的匈奴完全一致的习俗。游牧民族许多墓葬没有在地面上留下明显的墓冢,如成吉思汗蒙古人的陵墓就是如此,但也有采取高大墓冢的,如中亚草原和蒙古高原上今天仍然可见的石堆墓。先秦时期中原范围内帝王陵墓有封树和无封树同时存在。用奴隶和臣妾殉葬则十分普遍,殉葬乃是阿尔泰游牧民族的无比古老的习俗和游牧文化的重要特征。人从动物界分离出来,人原本就是动物,那么人性从什么时候出现了呢?或者说有什么可以作为人性出现的标识呢?那就是埋葬行为。人开始掩埋自己同伴或者血缘亲人的尸体了,人性就出现了,这种埋葬行为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动物界没有这样的行为。为什么只有人才有这种行为?因为只有人才有自我观照的能力,兽类从未获得这种能力。埋葬是人已经获得自我观照能力的表现,人性萌发从埋葬开始。为什么有殉葬行为呢?而且这种可怕的行为在中国历史上长久不衰,即使到了北魏时期,殉葬仍然还是一种国家倡导的行为,《魏书》有这样的记载:“王洛儿,京兆人,少善骑射,太宗在东宫,给事帐下,侍从游猎夙夜无怠,太宗即位,拜散骑常待……永兴五年卒,太宗亲临哀恸者数四焉,乃鸠其妻周氏,与洛儿合葬”。魏帝太宗只是按照他们的古老习俗行事,在游牧社会里杀妻殉葬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殉葬是游牧文化的重要内容,而太宗代表的是国家行为。殉葬直到努尔哈赤时期仍然出现,“摄政王”多尔衮的生母就被殉葬了。被殉葬的原本是活人,本是同类,这真是一个令人非解的历史现象!应该这样解读:殉葬不是人性的突然丧失,殉葬不是出于对被殉葬者的仇恨,乃是人类一种价值取向的结果,是价值取向导致的行为,因此仍然属于人类文明的一种遗存,并且这种价值取向产生和存在的历史无比悠久。被隆重埋葬的是尊者和亲者,殉葬的是他的奴仆,他们被认作死者的财富,处置自己的财富,把财富带到阴间继续享用被认为是合理的,因此殉葬是人性的另一种表现方式而已。由此可见人类的价值取向对人类行为有着巨大作用,而人文明的演进本质上就是价值取向的演变。“殉”与“祭”相关,都是对“天”与“祖”奉献行为。游牧民族的祭,自故有红白之分,用乳或乳制品洒祭称白祭,红祭则需杀牲,血为红色,故称红祭。红祭比白祭隆重,用作牺牲的不一定是畜只,常常是人,殉葬与红祭相通。考古已经证明,先秦时代殉葬十分盛行,大型墓葬没有人殉非常罕见。在现代人看来殉葬是难以认同的残忍行为,但古代游牧民族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文化氛围。殉葬还是游牧民族忠勇好战习性的文化基石,就象某些植物的生长有赖于某种特殊土壤成份,某种鱼类只会存治在某种水质中一样,殉葬是游牧文化的有机组成部份。尼罗河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都没有发现大规模殉葬现象,南中国的汉民族先民其历史遗存中也没有发现过大规模殉葬。我们确可以通过排除法,把殉葬认定为古代阿尔秦游牧民族的特征之一,在考古研究中作为一种民族标识来指认。并且在欧亚洲各地发现的所有远古遗存,如果有人殉现象,都应当与古代阿尔泰游牧民族联系起来,因为那里都是他们的活动区域。人性中包含了兽性的成份,因为人从兽类中走出来,无法完全脱尽野性。华夏文明的特色是大部分人的人性处在极大的压抑之中,特别是为耕奴的汉民族先民,人性被压抑到动物不如的水平,成了可以任意宰割的畜口,而另一部分作为奴隶主的人,人性则处于极大的膨胀之中,反差特别强烈,为人类历史所罕见。殉葬现象就是这种历史状态的遗存和固化。来自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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